#第二节 洋务学堂的路子也走不通

事实上,在人们热烈谈论教育改革的时候,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勃兴,洋务学堂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办。

同治元年(1862年),同文馆在北京创建,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迈出了第一步。20多年执教同文馆、后来担任了总教习的丁韪良认为,“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,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”,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“最初的源泉”⑻。据统计,到1896年,各地开办的洋务学堂多达34所,培养的毕业生也有1000多名。像近代思想家严复、民族英雄邓世昌、哲学家张君劢、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和外交家张德彝、汪凤藻、陆徵祥等,都出自洋务学堂。

当时,洋务学堂分为两大类型。第一类,主要以传授“西文”的方言学堂即外国语院校,如京师同文馆、广州同文馆、上海广方言馆、武昌自强学堂、两江方言学堂等。晚清虽是“瘪三”,但“精神胜利法”仍然在起作用,时时处处还以“上国天朝”自居,而将西方视为“蛮夷之邦”,“蛮夷之邦”的语言当然是“方言”了;第二类,就是以传授“西艺”的实业学堂,如马尾船政学堂、北洋水师学堂、江南水师学堂、旅顺口鱼雷学堂等。1895年10月2日,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,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。光绪帝御笔钦准,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,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;1896年,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。北洋大学(天津大学的前身)由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工科大学。

洋务学堂是新生事物,被守旧派视为“旁门左道”;所传授的科学技术,也被贬之为“奇技**巧”。体仁阁大学士、理学大师徐桐振振有辞地说:“立国之道,尚礼义不尚权谋;根本之图,在人心不在技艺。……康乾之世非有机器也,然而廪溢库充,民丰物阜”。1867年,北京地区春季大旱,瘟疫流行;6月10日,又刮起沙尘暴,飞沙走石,遮天避日,两个时辰内,大白天的紫禁城犹如黑夜。随即,谏议大夫杨廷熙上疏道:“天象之变,必因时政之失。京师中街谈巷议,皆以为同文馆之设,强词夺理,师敌忘仇,御夷失策所致。”

洋务学堂在实践中,也遇到了诸多困难。以马尾船政学堂为例,除了食宿免费外,学生每人每月可得白银四两(一两约合今人民币140元),以便赡养家属。但是,如此优厚的待遇,前来报名的学生还是稀稀拉拉。对此,李鸿章大为感慨:今入水师学堂者等于术艺(即不是正经读书而是学习技艺),……中国士大夫由来囿于积习,名门望族,未必肯让他们的子弟进洋务学堂做学生。⑼

就像一艘顶风破船,洋务学堂摇摇晃晃,艰难前行,似乎随时都会葬身海底。

洋务学堂在教育改革中,虽然有破冰作用,但是,其弊端也像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。对此,改革派看得很清楚,批评起来也是毫不客气。郑观应认为:“今中国既设同文、方言各馆,水师、武备各堂,历有年所,而诸学尚未深通,制造率仗西匠,未闻有别出心裁、创一奇器者,技艺未专,而授受之道未得也。”⑽梁启超也指出:“言艺之事多,言政与教之事少。其所谓艺者,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,兵学之末,不务其大,不揣其本,即尽其道,所成已无几矣。”⑾

对于国学教育和洋务学堂的“软肋”,1896年,光绪帝师、署工部尚书、管理官书局事务大臣孙家鼐做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……中国京师建立学堂,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,苟仅援引此官学、义学之例,师徒授受以经义帖括,猎取科名,亦复何裨大局?即如总署、同文馆、各省广方言馆之式,斤斤于语言文字,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。福建之船政学堂、江南制造局学堂及南北洋海军武备各学堂,皆囿于一才一艺,即稍有成就,多不明大体,先厌华风,故办理垂数十年,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者,所以教之之道,固有未尽也。此中国旧设之学堂,不能仿照办理也。”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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